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

一个女人，熟读波伏瓦，性别研究专业博士毕业，在大学教书，她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如果她在读书期间结婚生子呢？如果她的丈夫是全职爸爸，并希望带孩子到18岁，又会如何？

《第二性》和《爱情厚黑学》

2008年，我在北京读大学。图书馆二楼最靠里的角落有一架书被归类为：两性心理。很少看见有人在那儿驻足，但架子上的书几乎每一本的侧面都被翻黑了。我印象里常有学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走一本，然后夹进一摞书里。我就曾经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来掩护书封面上印着女性身体的《第二性》，我以为后者是关于性的。

很快，我发现自己被书名骗了。但读完之后，这本书对女性处境的分析带给我前所未有的震撼：“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

我从小到大目睹了我的妈妈是如何“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我的妈妈既要全职工作，又得包揽家务，而我的爸爸以不做家务为豪。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我爸受过高等教育，而我妈为了自己的两个弟弟放弃了复读。

不平等的家庭地位，外加悬殊的收入，决定了我妈不得不把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放在她自己的前面。我从心底里替我妈抱不平，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帮她。直到读到波伏瓦冷静而克制的文字之后，我对我爸的怨恨和对我妈的同情终于找到了共振：

“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西弗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夺取积极的善，宁可说是在与消极的恶做无休止的斗争。”

我发誓一定不能成为我的妈妈，但我也不想成为我爸。我对我爸的厌恶甚至让我不自觉地避开强势的男性。

大学第一年快结束时，我恋爱了。他是我在学生会的下属，读工科，但爱写诗。我们吵架时他说我太强势，像他爸一样，但他喜欢我可能也正是因为我的强势。我们俩似乎都企图用恋爱把自己从原生家庭中拉出来，但又不断地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父母的影子。

我的室友C被认为是我们班最好看的女孩之一。尽管如此，C每天早上都要比我早起整整三十分钟来化妆。我和C都睡上铺，头对头，中间拉一个布帘。每天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C打开又合上各种瓶瓶罐罐的声音。有时候晚上睡前，我能看到C撕双眼皮贴、擦掉眼线、卸掉口红，之后还要敷面膜、熏蒸汽，各种复杂工序走一遍。早上抹、晚上卸，仿佛是做不完的家务事的翻版。我觉得C一定有很强的信念，才能对西西弗斯的折磨不厌其烦。

得知我恋爱后，C把自己奉为圭臬的《恋爱厚黑学》送给我，劝我先武装好自己再上情场。这本书号称用进化心理学指导女孩在婚恋中获取最大利益。在作者Ayawawa看来，生育价值、观赏价值和情绪价值，都是女性天生的性别优势，应当被利用到极致来换取男性的养育价值。这个逻辑让我非常不舒服，我不明白为什么女性需要男性养，我也不愿意利用所谓的性别优势。

渐渐地，C对学校里的男孩不感兴趣了。她和校外的一个男士恋爱了。夜不归宿了一段时间之后，C的爸妈因为这位男士没有北京户口而要求C和他分手。C在寝室里哭得妆全花了，她告诉我：她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他，不能跟他分手。然而，C的妈妈对此不以为然：大不了就做修补术呗。

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一些人的眼中，贞洁都可以后天再造，那观赏价值和情绪价值又有什么不能利用的呢。为了在婚恋市场上钓到更“好”的伴侣，这些东西都只是筹码罢了。

“为什么不改变自己成为游戏里的赢家呢？”

五年后，2013年，我在香港读研，我的高中室友S恰好和我在同一所学校。S曾是我们高中全年级排名前十的优等生，被保送进了国内最好的大学读本科。在我眼里，她就是自信、优秀、努力、聪明的代名词。

有一天，S告诉我她暗恋一个男孩。S拉着我陪她一起去给那个男孩送她亲手煲的鱼汤。她旁敲侧击地问他喜欢金庸笔下哪一个女性角色，对方回答是神仙姐姐王语嫣。表白被拒之后，S在我的宿舍哭了一晚上。她觉得问题只能出在她的长相上：王语嫣啊，我怎么可能成为王语嫣呢。

过了一段时间，S看起来平静了很多。她告诉我她最近读了本书，醍醐灌顶：《聪明爱：别把男人不当动物》。她郑重其事地推荐这本书给我，说这是科学，必须得看。我看到封面上那个笑意盈盈的作者时，突然觉得好眼熟，想起六年前C推荐给我的那本《恋爱厚黑学》。回去一查，还真的是同一个人写的。曾经号称智商145的猫扑女神Ayawawa如今已经成了拥有三百万粉丝的情感大V。

这本书让S从告白被拒中走出来，也让她决定去做整容。

我问S：为什么非要去整容？

她说：女人就像一本书，如果封面不好看，里面的内容再精彩也没有人愿意翻开看。

我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父权社会的问题。

S嗤笑：那你能改变父权社会吗？

我沉默，她继续问道：如果我们改变不了游戏规则，为什么不改变自己成为游戏里的赢家呢？

S什么都想赢。作为一个学霸，她习惯了“只要努力就能成绩好”。她想要把这种付出了就能有回报的确定感和掌控感照搬到恋爱上。S说Ayawawa的书就像《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让她可以提前刷题，胜券在握。

后来，S前后半年里做了两次整容手术，而我始终忘不了她的那句质问。我本以为S是最不会成为Ayawawa信徒的人，但事实却是她笃信无疑且充分实践。还有几百万的粉丝与S一样，都相信Ayawawa就是教会她们游戏规则的那个人。

遇见“不一样”的男孩

大学最后一年，我在社团活动里认识了一个男孩。当时我在分享波伏瓦的《第二性》，他眼睛里的光让我知道他对我有兴趣。毕业前一个月，我们恋爱了，然后我就去香港读研了，每四五个月才能见一次。他希望我研究生毕业后能去他的城市一起生活，但是我还想读博。

两年异地恋之后，他提出分手。再半年后，他告诉我他在网上找到了新女友，和他在一个城市。有一天他突然发邮件来，提议我们可以尝试开放式关系，像波伏瓦和萨特那样。我没回复，把他拉黑了。

我报复般地决定也要上网找个新男友。网聊对象大部分一上来就要看照片，或是询问择偶标准。只有一个例外：小陈。我说我喜欢海子，小陈说他喜欢北岛，我说我喜欢李银河，小陈说他喜欢王小波。

第一次见面，小陈穿着很随意，丝毫没有打扮过的痕迹。晚饭后分别时，小陈也没有绅士风度，地铁来了，他上车就走，完全没有送我先走的意思。回去之后，我觉得这段网恋算见光死了。但小陈仍然每晚九点准时在微信上问我：在吗。我说咱俩见面互相都没什么感觉，要不就算了吧。小陈说：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罢了，三观的契合更重要。

我故意刁难他，问他：你觉得我够温柔吗？

小陈回我：你觉得我够man吗？

我又问他：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身材符合你的喜好吗？

小陈说：我觉得你长得像张曼玉。

我哈哈大笑，说：你眼睛有问题吧。

他笑我：我并没有说我喜欢张曼玉的长相啊。

一米七出头的小陈显得弱不禁风，但我和他拥抱的时候，完全不会有压迫感。我最中意的是小陈的眼睛，他的眼神跟“男性凝视”完全不沾边，而且给我一种感觉：我俩之间只可能是我伤害他。

小陈几乎不敢盯着我看。和小陈刚见面那几次，我故意从“好嫁风”连衣裙到“斩男”包臀裙都试了一遍，想测试他的反应。但小陈的眼里，只看得到我穿这身衣服舒服不舒服，自在不自在。他甚至怂恿我买男士牛仔裤穿，这样兜里就能放得下手机。相处久了之后，我几乎彻底告别了化妆品和高跟鞋，完全摆脱了容貌焦虑。

小陈和我以前遇到过的男性都不太一样，他虽然外表和行事风格有时候很直男，但是他完全没有男性气质的包袱，也不会觉得我“不够女性”或“不够温柔”（前男友们经常这样评价我），更不会觉得我学术上的“雄心壮志”对他造成威胁。在我提出想去美国读博士时，他表示愿意陪读。

小陈能捕捉到我的敏感、脆弱和苛刻，但他从不迎合和讨好我。我的两任前男友在跟我产生冲突之后，常会选择逃避，或是归因于我们不合适。只有小陈愿意跟我抽丝剥茧地探讨我们冲突的根源。

有一次吵架，我一气之下摔门而去，一副离家出走的架势。小陈立马跟着我下楼，但又只敢远远地跟着。我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后面穿着人字拖的小陈一路小跑。我的怒气在小陈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中消磨掉一半，然后我们一起回到出租屋。

磨合的过程需要消耗极大的能量和耐心，我有时也会想以“我们俩不合适”来结束这场长征，但小陈总会把我拉回来。他坚信只有找到两人各走五十步的解决方案，我们才能共度一生。

但我的父母和朋友并不看好我们。小陈本科毕业后就跟着导师创业，公司却一直没什么起色，办公地址从南山搬到光明，越来越远，工资不到一万块。我爸认为小陈创业无望，无房无车，还没五险一金。好友S觉得小陈学历太低，高攀了我。

跟小陈交往的那几年，我从硕士读到博士，觉得自己的前景不甚光明。学术界里人文学科江河日下，尤其是人类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科。研究性别议题的我担心自己毕业即失业。我和小陈之间，谈不上谁高攀了谁，只能算两个抱团取暖的失败者。

读性别研究的日子

读研时，我的课题是研究《第二性》的翻译，整日泡在图书馆里比对七八个中译本的差异，但我脑子里总忍不住想，为什么这么多女孩会成为Ayawawa的粉丝。我不安于只做文本研究，我想要走出去和“教人游戏规则”的情感专家对话。申请博士时，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了亲密关系。

作为一个直女，我在性别研究的群体里感到既团结又孤单。白天，我们在课上热烈讨论性别建构论、批判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仿佛一个小乌托邦。晚上，我上网看到的却仍然都是“剩女”和“黄金生育年龄”这种威逼利诱女性尽早结婚生子的话语，以及各种护肤品广告告诉你：只要买了它，就能不惧时间、逆龄生长。

这种撕裂感，除了课上课下，也充斥在我生活的空间里。在香港，每个地铁站都连接着一个商场。为了去超市买菜，我不得不先路过很多家买不起的奢侈品店。所有行人在一幅幅巨大的广告面前穿梭，广告里的模特表情厌世，旁边水货客和港人脸上写满欲望。有的模特扣子解开到肚脐，胸平到让你不确定ta的性别。在时尚界，胸越平越高级。

而在现实里，乳沟越深越厉害。有段时间，从大学里行驶的香港小巴侧面贴的都是隆胸广告，白花花的巨乳图在象牙塔里来回穿行。过了口岸来到深圳，我以为社会主义能让资本的力量收敛一点，却发现整个口岸停车场里的公交车全部贴满了整容广告，而且这些整形医院全都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地铁里也一样，上方一排排的拉手里只有一块小小的地方，也都是瘦脸针、隆鼻或是开眼角的广告。整个世界都在告诉你：身为一个女性，你必须美，就算挨刀子也在所不惜；只有美，你才能获得幸福。但是美的标准，不是你定的。

我的同学里有一位已婚已育的中年女性L，她来自俄罗斯，去美国读书时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后来跟着丈夫来到香港。L的丈夫是个教授，每两三年就出一本书，著作等身。他在致谢里总会感谢L和女儿，但是我的同学L不仅延毕了，而且一直没有发表学术文章。她整日忙于送自己的女儿去学钢琴、骑马、治疗过敏。有时候下午上课L都得先离开去接她的孩子放学。

这一切有时候会让我产生一种荒谬感。学性别研究的女性在理论层面批判父权社会，但是在生活里她们是什么样的呢？学过女性主义之后，女儿、妻子、母亲这些身份会变得不一样吗？难道女性主义者就必须要拒绝这些身份吗？

在我同学L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她的研究是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女权运动，但是她只能从带娃的日常里挤出时间来读文献和写论文。比起被人写进致谢，我更希望L能把她老公写进致谢里。

一万字的婚前协议

开始交往后，我和小陈总因为消费观的差异而争吵。我花钱只考虑体验，而小陈只考虑性价比。我买面包，小陈嘟囔：一个面包竟然要二十几块！买杯星巴克也会被他念叨，买个榴莲就更会了。在我当时的价值体系里，奖学金就是用来花掉之后安心写论文的，只要体验好，贵一点又怎么样呢，而且我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啊。

我们决定要找到解决吵架的方案。一开始我们会在微信上把吵架心得总结成文字发给彼此，后来开了个备忘录，再后来内容多到不得不开一个word文档记录。

于是，就有了我们的恋爱（婚前）协议。我们还约定每年修订一次协议。等到交往第三年时，这份协议已经有一万多字，其中篇幅最大的是关于生育的。

青春期时，我第一次听说了生孩子要“侧切”——自然分娩时，医生会在产妇的阴道口切开2-5厘米的口子，让孩子的头可以出来。我无法接受这件事：这个部位怎么能切呢。2017年时，我28岁，看了某产妇因为家属不给上无痛而跳楼身亡的新闻，我立即把小陈抓过来，强迫他学习无痛分娩的必要性。

小陈听完我的科普之后，来了一句：“但疼痛是有意义的。”

我提议：“那你去体验一下分娩阵痛仪，行不？”

小陈皱眉：“那只是用电击模拟疼痛而已，不真实，而且电击对心脏不好。”

我忍不住了：“那我他妈的生孩子疼对心脏有好处了？”

我恐惧生育，而小陈十分想要孩子。为了让小陈能够共情我的生育恐惧，我从网上摘录下其他女性怀孕和生产期间的痛苦经历，一句一句读给小陈听。我还买了《DK怀孕百科》和《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督促他学习，后者是个厚844页的大部头，我们在协议里约定，“书里的知识由刘随机出题考陈，直到正确率达到90%以上，方可怀孕。”

关于生产也有详细约定：

——刘母必须到场，所有需要陈签字的情况需经刘母的同意。

——自然生产还是剖腹生产由刘本人决定，如果刘意识不清醒，一切以刘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原则。

——必须选择可以进行无痛分娩的医院，所有费用由共同财产出，不足的部分由陈先垫付。

——找医院，去问询，办手续，陈不得以无法请假为由拒绝。

小陈态度端正，认真学习，一概同意。

为了在婚姻里探索出一条女性主义的道路，我和小陈前瞻性地讨论了关于养育孩子的各项准备和任务分工：从备孕的注意事项、生孩子的时间点、妊娠反应的对策、是否用无痛分娩、坐月子、产后抑郁、母乳喂养、孩子姓氏和名字、到照料任务的分配等，能想到的都写进去了。

我在协议中特地又加了一条“不平等”规定：“为了防止我产后抑郁，小陈要承担起喂夜奶、拍嗝、哄睡、给娃洗澡等一系列任务；与此同时，喂不喂母乳由我决定。”小陈满口答应，求之不得。

交往两年之后，小陈向我求婚了。2016年10月，我们俩在深圳的出租屋里结了婚。我妈妈来到只有三十平米的出租屋看我们，当场掉了眼泪。

婚后，我们的生活跟恋爱时并无太大分别。我每周从香港去深圳的出租屋里和小陈共度周末，我们一起闲逛、爬山、买菜。我常会跟小陈说写论文的痛苦。有次睡前，我和小陈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那次聊天里，小陈和我一起想出了我论文里的最核心的理论概念，一个全新的没有人用过的概念。

我开心得不得了：谢谢你！我一定会把你写进我的论文致谢里！小陈说：嗐，这没啥。

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小陈心里很得意。小陈告诉过我，他年轻时有作家梦，但放弃了。学应用物理的他，大学时选修了学校里各种人文通识课，最喜欢人类学。小陈支持我追梦，我第一次去广州做田野调查是他送我上的早班火车。

我和小陈讨论过未来生了孩子谁带的问题。小陈愿意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也不介意当全职爸爸。小陈发自内心地认为育儿劳动是有价值的，整个社会都亏欠了无偿育儿的妈妈们。

当时我们认为我博士毕业之后找工作的难度不亚于小陈放弃创业找工作的难度，于是又在协议里加了一条：“谁的收入更高，谁就负责家庭的经济来源，另一方可以按需在家带娃。”为了让育儿劳动不变成无偿奉献，我又追加了一条：“如果任意一方做全职或半全职带孩子，应给予相应的劳动报酬。”我以为我会是按需在家带娃的一方。

成为母亲

读博的最后一年，2018年底，我怀孕了。孕期时我在香港准备论文，小陈在深圳工作。因胎盘前置导致出血，我住了两周院。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最后几页，教会了我妈如何去研究院帮我提交论文。出院一周后，我又再次出血、再次入院，医生给我做超声波检查时说我羊水破了，必须紧急剖腹产。

两眼一黑，醒来之后孩子就出来了。完全没有经历我之前最害怕的分娩阵痛，术前签字也全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总而言之，婚前协议里的内容基本没派上用场。

小陈在我紧急剖腹产的当天提交了辞职信，开始全职带娃。

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小陈和孩子睡一间房，我和我妈睡一间房。晚上11点我喂完当天最后一次奶后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再起床喂奶。夜里由小陈用奶粉喂两次。他用奶瓶给孩子喂奶时，脸上洋溢幸福，就好像那个奶瓶是他的乳房一样。

每晚我离开后，小陈在房间里抱着孩子走来走去哄睡。孩子一放下就醒，小陈重新抱起来继续哄。在10平方不到的卧室里，小陈为了哄睡能走一万步。

孩子刚满两个月的那天，我到香港参加了博士论文答辩，当天下午又赶回深圳参加面试。那些天出门办事，我包里一直带着个电动泵奶器。每隔4小时，我就要找个洗手间，把奶泵出来，然后倒进马桶冲掉。为了之后还能继续母乳喂养，我必须这么做。我只能去洗手间泵奶，因为大学里没有母婴室。哪怕是已经有了第三性洗手间的香港高校，也没有母婴室。

后来我得到了几个offer，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深圳郊区的大学。一方面是因为那附近的三房两厅两卫公寓月租金只要两千多块，另一方面是那里的洗手间条件最好，我在里面泵奶时感觉又干净又凉快。

直到孩子两岁，我都一直隐婚隐育。我似乎对于自己结婚生子感到羞耻，觉得自己违背了女性主义理想。怀孕那段时间，我挺着孕肚去听过一次讲座。进场时有些听众盯着我看，更确切地说是盯着我的肚子看。读博这几年，我还真没见到过谁挺着大肚子参加学术活动。我以为我可以无视别人的目光，但那次讲座中，虽然我心里有想问的问题，但我还是没敢站起来提问。我怕别人再次盯着我的肚子看。

之后我没有再出去开过任何学术会议。当时，有个女同性恋学术同侪发微信问我：“我和XXX上次开会没看到你，我们猜你是不是怀孕了啊？不会是真的吧？哈哈哈哈。”她或许没有恶意，但我却觉得被冒犯了。读博时，我所在的性别研究小圈子有个隐形的鄙视链：顶端是同性恋女性，然后是同性恋男性，再其次是直女，最下面是直男。而我选择了和最受鄙视的直男结婚生子，这在鄙视链顶端的人眼里，大概算是“自甘堕落”外加“自找苦吃”。

第一次公开自己已婚已育，是我刻意选择在朋友圈宣传我翻译的书时“顺便”提及。我的好些朋友惊讶不已，开玩笑说我只晒作品不晒娃。是的，我始终无法接受“母亲”是我唯一或排在第一的身份标签。

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

自打我儿子出生，我就决定了要教他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为了实践“性别中立”教育，我特地给儿子买了印着彼得兔的粉色衣服，他非常喜欢。在我儿子的世界里，还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个概念。看到小区里的男孩们武力大比拼时，我儿子一脸困惑。他也常说自己是个女孩。

性别建构论告诉我们：社会性别是由文化建构出来的，个体的性别气质大都是后天习得和塑造出来的。很不幸，我儿子对挖掘机有一种天生的热爱。两岁时，他已经自称挖掘机专家了，晚上睡前必不可少的程序之一是《晚安，工地上的车》至少读三遍。B站上的挖掘机和破碎机视频，他永远也看不腻。不到三岁，他已经把方圆几公里内所有工程车勘察了一遍。在他的熏陶之下，我已经可以一秒内辨识出装载机（又名铲车）和推土机的差别。

我也鼓励他表达情绪，告诉他男孩也可以软弱，从来不跟他说不要哭、要坚强。小陈对此有些担心，他觉得我把儿子教育成这样，但又没法改变大环境，可能会让他以后一个人面对整个社会的指责。他说我是不负责任的。

儿子5个月时，我开始工作，教大学英语。这所大学里，大部分专业都是理工类。学校里的男女比例极不平衡，我的学生绝大部分是零零后男生。

我发现，这些男生的性别和婚恋观并不如我想象的前卫。有人不明白女人怎么能单身生孩子，有人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在一节性教育课后，好几个男同学私信我说，科学知识我都懂了，但我还是克服不了处女情结怎么办？

有一次英语课上正好讲到性别刻板印象，我给学生们播放了一个挪威的婴儿车广告。这个广告片是三个奶爸推着婴儿车，一边带娃，一边和老爷爷下棋、在理发店刮胡子、以及在公园里滑滑板。有个男生笑着说“我现在就想生个孩子当全职奶爸”。

我说我老公现在就是全职爸爸，学生们一阵欢呼。我提醒他们，真实的全职爸爸可没有那么光鲜亮丽，我老公白天在小区里遛娃时，会受到其他带娃的奶奶婆婆们异样的目光，因为很少有年轻男人大白天在小区里带娃。这时候，教室第一排有个肌肉健硕的男孩子说：“老师，如果我做全职爸爸，一定是住在我老婆给我买的独栋大别墅里。没有邻居，就不会有异样的目光。”

学校里，大部分男孩找不到女朋友。有男生得知我曾研究PUA之后，私下里问我能否发一些PUA资料给他。我跟他们强调自己是研究和批判PUA的，不是教PUA的。学生们半开玩笑地说：“老师，我们想学啊！”

能找到女朋友的人也有困扰。一个男生的女朋友信奉“如果你不为我花钱，就是不爱我”，但这个男生很讨厌恋爱时必须去市中心、小吃街、商场、游乐场这种消费场所。他会用低价购买那些别人以为几万块的包和几千块的衣服。但他说服不了自己的女友。他们分手了。

这个男生对我说：现在仿佛所有人都在追求一个Alpha类型的另一半，越独立自主越强大自信越好，大家在恋爱中也十分“慕强”。

我教的这些男生中，有一些热爱文史哲，却不得不听父母的话选择理工科。有个男孩在我的英语课上写诗，我当堂念出来，并表扬了他。他的诗有一句是：人要给世界留下一些东西，以此来证明自己来过、存在过，或无奈或愉快地走了。他让我想起我的初恋男友，同样是理工男，同样在英语课上补物理实验报告，同样爱写诗。十几年过去了，似乎依然存在一种标准的性别模板，规定了人们的爱好、专业，乃至人生。

有学生来向我袒露自己有抑郁或躁郁症，这种疾病至今仍然不被理解，患者被视为软弱的、矫情的。我的前男友在读研时曾躁郁症复发，不想再继续学业，但又不敢跟他家人说。他请求我给他妈妈打电话。我鼓足勇气，企图说服男朋友的妈妈：“活下去”比“读下去”更重要。但他的妈妈坚信：情绪不好没啥，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行了。

作为八零后，我觉得这些零零后的处境并没有比我当年改善多少。我想为这些零零后做些什么，我想让他们成为“不一样”的男孩女孩，我也想以此证明自己来过、存在过。

把自己作为方法

2021年，我决定开一门性别与婚恋课。

提交开课申请的几天后，教务处通知我：专家们觉得这个话题容易引发争议，不允许开课。我问：到底是什么话题让专家们觉得会引发争议呢？教务处的老师笑了：“就是婚姻啊、恋爱啊。”

不能开课，学生比我还要挫败和生气。几天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刘老师，我是教务处的。我们最近收到校长信箱那边的很多学生来信说他们需要一门恋爱相关的课程。我们也考虑到，这个课吧，迟早是要开的，不如就现在开吧。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就由您来开吧。”

但前提是，课程名称里不能出现婚姻、恋爱、婚恋、爱情这些词。

“为啥不能出现这些词呢？”

“因为专家说这些是敏感词。”

重命名之后的开课申请终于通过了。

女性主义教会我“个人的即政治的”，我在教学中也尽力实践这一点。有节课我带学生读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劳动其实是无法与再生产劳动并存的”，我给他们分享了自己带着泵奶器参加答辩和工作面试的故事，甚至把自己读博时挺着大肚子站在学校大门前的照片放在PPT上，旁边的配文是：“生育对女性的影响不言而喻，拿老师自己举例看看？”

之后我又放了一张PPT：上面是从我2016年读博到2022年六年间发表的文章列表，我把每一条的年份都高亮成大红色，问学生能否从这里面看出生育对我的影响。

有个女同学反应很快：“老师，2020年那一年是空白的。”我很高兴她能看出来，问她为什么，她说，“你去生孩子了？”我告诉她，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特有的现象，很多女学者都会出现类似的学术断档，往往就是她去生孩子的那几年；而男学者却几乎不受到生育的影响。

有个男同学举手提问：“老师，你能生娃且事业几乎不受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你老公承担起了家庭内照顾者的角色，而你一个人的收入能支撑你们三个人的支出。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或者是不能放弃自己的工作，处在当下的内卷文化里的996双职工家庭，怎么能实现有时间和精力生娃养娃呢？”教室里的空气无比沉重。

其实生育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作为一名育龄妇女，我常常需要向别人解释我为什么不生二胎。客观原因是，我曾胎盘前置，身体不允许。但或许家人对我经历的身体痛苦的忽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婆婆知道我的身体情况，但仍然在我孩子未满两岁的时候明示我该准备二胎了；甚至连我自己的爸爸，在看到我产后几个月仍然肚子很大时也不明就里，半开玩笑地问我：你是不是又怀了。

我也不算是一个好妈妈。平常工作下班回家之后，我不能完全把手机放下，经常一边带娃、一边回复领导的微信。我两岁多的儿子已经会模仿我拿着手机说：“我要回一下领导信息”。有一次，他模仿我的表情，小小的眉毛皱成一团，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这样的表情？”我才意识到我是苦着脸的。

有一年寒假，我妈妈回老家了，我和老公两人在家带娃。我发现他在带娃的同时完全无法兼顾做饭、洗衣、甚至是给娃换尿布洗屁股，于是我必须每天在喂奶、翻译、买菜、写论文、做饭、备课、洗碗、看书、做家务之间来回切换。这种状态的频繁转换让我十分疲惫。

我埋怨老公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全职妈妈一样一个人包揽所有事。显然，我变成了丧偶式育儿里的那个偶。

结婚六年，当妈三年，我仍然不擅长做一个妻子和母亲。作为一个研究亲密关系的人来说，这显得有些讽刺。上这门亲密关系课之后，我常常反思我自己还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性主义者？

我崇拜的女性主义者们大都选择了不婚不育，甚至拒绝家务劳动，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在性别研究里，没人教你如何在现实里实践一种女性主义的恋爱和婚姻，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和对婚姻制度的剖析也没能教会我该如何在婚姻和家庭里过好自己的生活。

女性主义者活在现实里

生完孩子的第一年，我以小陈是个全职爸爸而感到自豪，我觉得这是我们进行女性主义实践的一次壮举。小陈曾说：我们俩这是在微观的层面对抗父权社会。我当时觉得挺浪漫的，甚至觉得这就是上野千鹤子老师说的“一人一杀”：我们改变社会的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我会花一辈子，至少改变一个人。

但这段全职爸爸的时光只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

刚生完孩子，为了省钱，我们住进公公婆婆的家里。小陈没敢告诉他爸妈他已经辞职，于是我和我妈帮他一起撒谎。坐月子第一周，小陈每天朝九晚五地出门，假装自己还在上班。

我们住在深圳福田区一个九十年代的老房子，我的卧室门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膨胀关不上了，喂奶的时候，婆婆经常会透过门缝往里看，甚至直接推门而入。后来，小陈买了一个门挡，但是婆婆依然从门缝里用我听不懂的潮州话跟小陈说我喂奶的姿势不对。婆婆还发现总是小陈而不是我给孩子洗澡，便漫不经心地说：“给小婴儿洗澡啊，还是女人的手比较适合，女人的手比较软。”

我找到工作后，我们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月租不到三千的公寓，没过多久，我决定买房。

我们的积蓄不够付首付，小陈打电话给他父亲求助。他站在阳台上，整整酝酿了十分钟。拨出电话的那一刻，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

他讲的是潮州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我从他的语气和电话的时长判断出：没戏了。那通电话打了足足有半小时。当他转过脸来，我发现他脸色难堪又难看。我脱口而出：“没关系的。”

最终，我爸帮我想办法付了首付，他让我以后再慢慢还给他。我爸当初不赞同我和小陈结婚，嫌他无房无车，没有五险一金。当时我觉得我爸太俗，现在我爸救我于水火之中。

因为接受不了小陈做全职爸爸，我爸整夜失眠，“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天天待在家里带孩子呢？”买房之后，他逼问小陈：“你要在家带孩子带到什么时候？”小陈回答说：“孩子十八岁。”这个数字也吓了我一大跳。到那时他可就五十四岁了！

那几个月我需要独立还贷，每月一收到工资，五分钟内就转账到房贷卡上。剩下的钱付完房租还剩一千多，要支付全家的生活所需。我感觉自己活成了一个中年男人，下了班之后，也想躲进车里抽根烟、听点音乐，可惜我只有一辆代步的电瓶车。我甚至想天天去健身房撸铁，以逃避育儿，但我必须回家喂奶。我还产生了一种念头：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还房贷了，我的孩子就要无家可归了。

我爸向我提问：今后小陈老了生病了，你愿意承担他所有的医疗费吗？你愿意孩子看着自己的爸爸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追求吗？你确定未来十八年里你一次都不会嫌弃他吗？

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和我爸，那个我曾经讨厌的中年男人，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逼小陈出去找工作。

小陈质问我们：“如果我出去到别人家做月嫂每个月挣一万块回来，用来给自己家请月嫂，这样也行吗？”他一如既往地想在逻辑层面赢得争吵。

我爸不依不饶：“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出去工作！”夹在中间的我，既能理解我爸，也能理解小陈，但我无法调和这个矛盾。最终，小陈妥协了：“我可以出去找工作，但前提条件是姥姥必须来深圳带孩子！”

我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婚前协议里的那一条：“谁的收入更高，谁就负责家庭的经济来源，另一方可以按需在家带娃。”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只需要从家庭的整体去考虑利益最大化就行了。当时的我认为我也有可能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成为暂时在家带娃的那个人。

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条规定实际上还是认为家庭劳动的价值低于家庭之外的社会劳动。现在因为我学历高，我的工资高，就算我老公出去工作也拿不到很高的工资，甚至还不如请月嫂的钱多，于是我的老公就成了免费的月嫂。而为了让我老公出去工作，我的妈妈就得替代他，成为新的免费月嫂。

作为女博士的我是学历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而只有本科学历且创业未果的小陈成了弱者。女性并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小陈成了这段关系里的弱者，他成了女性，而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恐弱又厌女的中年男人。

上野千鹤子曾说过：“女性主义者，也是不断与内在的厌女心理做斗争的人。”我每天都在和自己做斗争，我既希望我爸能够接纳小陈软饭硬吃，我又希望自己能够年薪百万，让小陈可以带孩子带到18岁衣食无忧，我还希望所有全职爸爸或妈妈都能不受到任何异样目光和谴责。

我们的自由建立在剥削婆婆妈妈的自由之上

给学生们讲职场妈妈生存境况那一课的时候，我展示了《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里的一组调查数据：

将有偿工作、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的时间加在一起进行平均和估算，结果显示，女性每周的劳动时间比男性多15个小时。这意味着，女性每一年的劳动时间比男性多出整一个月（每天按24小时计），而每12年则多出一整年。

出于好奇，我计算了一下我的小家庭里，我、小陈、我妈妈三个人的家庭劳动时间，然后放在我的课表上来展示：

左右滑动查看，从左至右分别是我、小陈、我妈妈

小陈周一到周五都回来很晚，洗完澡只能哄娃睡觉了，所以他的带娃时间主要集中在周末两天，约24小时；而我每天大概4小时的带娃时间，一周加起来不超过20小时。

那么真正每天在带娃的是谁呢？姥姥。

日复一日地重复进行着做饭、洗碗、洗衣服、拖地、整理、给娃洗澡、哄娃睡觉的姥姥，每周的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时间比我和小陈多出近100个小时。姥姥连周末都还要为周一到周五带娃备餐做馒头。而这一切都是无偿劳动。

我们这一代女性的自由，几乎都是建立在剥削我们的婆婆或妈妈的自由之上的。当我跟我妈说出这句话时，她苦笑着回复我：“我不帮你谁帮你？”

上完那节课，我开始反思自己带娃时的不专心。我给自己规定每天五点必须准时回家带娃，让我妈能有时间做晚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不得不牺牲午休时间去完成工作，还必须在下班回家骑电瓶车的十分钟里切换状态，把自己从深圳速度调整成可以陪孩子看蜗牛的速度。每天从晚上五点到九点的四个小时里，我尽力去当一个好妈妈，虽然很多时候我都恨不得用牙签把自己的眼皮强行撑开。

在各种带娃大法里，我摸索出一个不那么费妈的路子：骑电瓶车载我儿子兜风。沿途只要看到挖掘机或者大蜗牛他就高兴地手舞足蹈，吹吹风哼哼歌就能打发时间简直太棒了。

有一次，我带着他骑到河边的一条路上，突然看到空中有一个白色塑料袋。我停下电瓶车，和儿子一起仰头注视风中的塑料袋。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不需要速度和效率，只需要虚度和浪费。塑料袋被风吹得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像被风裹挟，也像在和风搏斗。

儿子突然问我：“妈妈，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塑料袋吗？”我说：“咱等等看，也许它会掉下来”。正当我担心塑料袋会落到马路中间时，竟然出现一阵风把它吹到了人行道上。我儿子从电瓶车小座椅上一跃而下，冲过去用小手一把抓住塑料袋，欢呼雀跃朝我跑来：“妈妈，我们把这个塑料袋带回家！”

写在最后

如果不是上亲密关系课和写这篇文章，我那原定每年修订一次的婚前协议已经4年多没有打开过了。有一部分内容现在看来是杞人忧天，比如无痛分娩；有些内容不了了之，比如共同储蓄；有些内容过于理想化，比如给在家带娃的人开工资。当年我以为自己不愿母乳喂养，结果是我一直喂到孩子快两岁才断奶。而让我最无奈的一点是，恋爱时我和小陈为了磨合可以花几个小时激烈地争论，而现在连吵架都成了一种奢侈。人到中年的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

我之所以能有时间完成这篇文章，是因为姥姥带孩子回老家过暑假了。送走他们的那天，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客厅里散落一地的儿童玩具和他的餐椅全塞进他的房间，把门一关，假装自己是个独居者。

完成这篇文章的初稿后，我发给我爸妈和小陈看了。小陈起初担心自己会被网暴，我安慰他：骂我的肯定比骂你的多。

有些女性主义者可能会批判我知行不一，明知婚姻制度剥削女性，还偏向虎山行；有些传统的人可能会认为我和小陈是女才（财）男貌模式，自作自受；有些网友如果发现我的孩子跟老公姓，极有可能要骂我“婚驴”；我收入不高还想让老公全职带娃，眼高手低；总而言之，这个人既要又要还要，贪婪还拧巴。一百种骂法我都想了一遍，我问自己能接受吗？能。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或是作为一个女性，不管你怎么活，都会被骂。

相比之下，我爸妈的反应要剧烈得多。我爸看完初稿之后，回我六个字：五味杂陈，想哭。他大度地表示：虽然你把爸爸卖了，但我不介意你发出来给人看。第二天，他立马反悔，声称这样做会伤害到一些人。我问他会伤害到谁，他答不上来。我追问：我写的哪一件事不是真的？我爸：就是因为太真了。

我妈看完之后，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她先是质疑我写这些东西的目的和意义：你把家里的丑事全写出来让人看，是想让人学你吗，还是让人不要学你？之后她说自己后悔让我读了这么多书，威胁我说如果我非要用真名发，她就回老家不帮我带娃了，看我哪还有时间瞎折腾。

我能理解我的爸妈。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读书，而他们却仍然生活在那个小圈子里。他们有自己的同辈压力，而我的诸多人生选择让他们不得不面临同辈的质问和怀疑。小陈全职带娃的那段时间，我爸妈甚至会向亲朋好友撒谎以维持我们家的“正常”和“体面”。

家人不理解我为何要把不可外扬的家丑全写出来。但对我来说，这是我的生命经验和学术经历之间的交织、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缝隙，以及我为跨越这些缝隙所做出的努力。

发声可能会被误解、被攻击，但发声是一种责任。我相信在当下的社会，我的困惑和挣扎是某种common worries（共同的焦虑），它值得被问题化，值得被表达和看见。正如上野千鹤子老师所说：“如果没有人扔石头，平静的水面就不会翻起波浪。只要翻起了波浪，被影响到的人就可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把它传播下去。”最后，套用波伏瓦的句式，我认为女性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因此，书写我的个人经验是我成为女性主义者过程中不得不扔的石头。

作者———刘亦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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